前几年特别不喜欢和张庆丽说话，我尽可能简短的和她做必须的交流，比如关于父母健康的问题，比如我正怀着宝宝的老婆身体状况，而且多数都是她拨过来，说完重点我就迫不及待地挂掉电话。

当时我的境遇不是很好，偶尔寻求帮助时总能从她言语中捕捉到嘲讽和不信任， 虽然我能消化各种人情冷暧，但真正能伤害自己的，是亲人，同样一句话，陌生人说出来是一片羽毛，但从亲人尤其是自己特别在意的人，就是一把匕首。

如果母亲在电话里问到她，我也不咸不淡地搪塞几句，母亲沉默后低声地说：唉，二林，这是你惟一的亲人，你们小时候多好——

姐姐大我四岁，五岁时就开始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弟弟。

母亲孤苦无援地维持贫穷的家，脾气固执暴燥，喜欢打人，但主要是打姐姐，我只要一开腔她就过来打姐姐，我慢慢捕捉到了这个习惯，稍不满意就张着嘴巴嚎，母亲过来，顶着两个冲天小辫的姐姐免不了受一顿打。

经常挨打的姐姐倒不怎么哭，六岁的她已经能跑过母亲，只是在跑的时候还是习惯性拖着我，所以被撵得四下逃窜，看到母子仨依次奔窜的场面我很快破涕为笑，十分努力地跟在姐姐后面，母亲听不到哭声也不再追，拎着树枝在远处恐吓，说再听到弟弟哭今天晚饭都没得吃。

即便我一天都不哭，依旧很晚很晚才能吃到饭，母亲性格极为好强，即便是种地，她也不希望落在邻居后面。黄昏过去了很久，我们家厨房依旧是冷火秋烟，母亲正勤劳地收最后一垄高粱或是挖最后几窝土豆。

我和姐姐饥饿难耐，她拽着我倚在邻居的门框，流着口水盯着邻居的饭菜吸吮自己的大姆指，我趴在地上目光不及桌子高，寂寂无声地看着姐姐。

母亲收工时若刚巧见到这个窘迫的场面，会小跑过来粗暴地拎着姐姐的耳朵拖回到家里，摁跪在稻场中间，母亲言语凌厉强蛮，把很多不曾有的缺点悉数扣在姐姐头上。

我端着碗立在姐姐身旁，希望她哭几声或是认下错，姐姐好像不再饿了，绝然不哭，站起来几脚把我踹开，自己又跪回了原处。

直到上小学，姐姐才不再因为我哭而挨打。

她习惯把头发剪短，套着表哥穿旧后的灰色夹克，比同龄男孩子胆子还大，我们自留田边有棵毛桃树，从认识它起就不曾结成功过一颗果实，好几个比姐姐大的男孩子都被她摁在树下，问是不是他们偷了桃子。

五年级后姐姐去桥坪小学寄读，周六才回家，从太阳刚升起我就盯着崖口子，等待姐姐的身影出现，崖口子是卧在村边的一道小山岗，距我家有好几里地，即使她们一行有好几位同学，我依然能准确快速地分辨出姐姐的身影，雀跃得一路小跑去接她。姐姐把她在学校没有吃完的咸菜瓶递给我，我用小木棍探进瓶底，咂着嘴满足地舔木棍头上粘附的油脂。

这时我们已经到了能帮母亲干活的年龄，尤其是寒暑假都要下地去干农活。姐姐不是一个好帮手，从未按母亲的指令去执行，她点的高粱出苗时像国画初学者的作品，地这头几十株浓墨重彩地挤在一起，而另一边则是大量的留白，放的土豆种更是隔好几尺远才出一株苗。

母亲在地里补救时顺手削好了柳条，不过姐姐对挨打有了很强的预知，她已经非常会爬树，母亲离家还有几丈远，她已经上到门口水桶粗木梓树的顶梢，月亮只能从她脚下升起，母亲围着树骂累了回家拎来斧头，作势要把树放倒，母女斗争结束时圈里的猪都已经饿得没了声响。

这段在清泉村生活的光阴温情而具体，只是时间慢慢掌握了山里的气候变化，开始熟练快速地向前推进每个季节，母亲的柳条还未折断，13岁的姐姐就去了更远的付家堰中学读初一。我希望时光能压实或是厘清回忆：曾经的艰难，充满温度的过往，我用心捕捉回忆时涌动出的各种情愫，促使我记录下这一段真实温暖的的人生经历。